上周，英伟达CEO黄仁勋在由一座伦敦老教堂改建的活动现场，对台下云集的英国政商精英说出了那句刺耳的话：英国从来不缺头脑，缺的是创业精神。面对一万条路，它总能精准找到“那一条不能走的理由”。

值得注意的是，这番批评并非空谈。黄仁勋一边批评，一边真金白银押注英国——他向五家英国初创公司投资了数百万美元。只是他的结论同样直白：这里的金融环境和监管气候，让英国创业者根本无法“想得足够大”。

现实比批评更残酷。英国上议院委员会早已警告：一条“前景光明的科技独角兽输送带”正在持续流向海外：

牛津离子（Oxford Ionics），被美国量子计算公司IonQ以10亿美元收购；

医疗科技公司OrganOx，被日本泰尔茂以15亿美元买走；

金融科技明星企业Wise，干脆把主要上市地挪到了美国。

想做大？先出海。

一个发明过蒸汽机的国家，怎么变得什么都不敢干了？

这才是真正令人费解的地方。英国曾经是“业余发明家、怪才和企业帝国建造者”横行的国度——足球、蒸汽机、股份公司，全是从这片土地上走向世界的。

过去几个月，几乎所有接受访谈的英国创始人都主动给出了同一个答案，没人引导他们：英国患上了“恐险症”。

金融圈没有胃口支持高风险、高回报的冒险；政府也不敢做政治押注，用规则或采购合同去塑造一个新市场。

这早已不只是科技行业的问题。毫不夸张地说，如今定义英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第一特征，就是一种病理性的风险厌恶。 没有任何人希望任何东西改变，万一有危险呢？对未来的恐惧，已经成了这个国家的“国家意识形态”。而英国两大主要政党的真正区别，只剩下——他们各自怀念哪一个版本的20世纪70年代。

钱去哪了？一半锁在房子里，一半躺在债券里

英国企业长期缺钱投资，根源也要追到同一个“怂”字上。

以养老金为例：2025年，英国养老金资产中仅四分之一投向股票，56%躺在债券里——这在世界七大养老金市场中，是股票占比最低、债券占比最高的。而2014年，这一比例还是43%对38%，股票占优。

更多的钱，则凝固在房产里。房产被视为“稳赚不赔”的安全资产——部分原因是地方政府几乎无人敢冒风险批准新建项目。毕竟，万一破坏了谁的景观、引来了“不该来的人”怎么办？

任何侥幸活下来的项目，还要被几十条“出于善意”的规则层层捆住。结果不仅是一个停滞的国家，更是一个看起来、感受起来都在变穷的国家。

议会怕新邻居，企业怕扩张，政客怕亏损和法律诉讼。但如果恐惧成为国家的第一组织原则，这个国家的结局几乎已经写好。

想把所有人保护起来，结果谁都保护不了

当然，任何现代自由民主国家都有责任保护民众免受最坏处境——这正是英国式福利体系存在的初衷。

但问题是：当国家不断扩大安全网，企图让公民与一切风险绝缘时，这套体系迟早变得不可持续——尤其当同一种风险厌恶，又让国家没本事增长到足以养活这种“福利完美主义”。

英国离这一天，已经不远了。《华尔街日报》上周一篇刷屏的报道揭开了残酷现实：伤残补助金最初是为工业事故受害者设计的，如今领取人数已达约700万——超过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自2019年以来，适龄劳动人口中的领取人数激增超过60%，没有一个西方国家的增幅可与之相比。

而当首相斯塔默试图从每年1000亿英镑的账单中削减区50亿英镑时，自家后座议员直接逼他180度掉头。

市场用抛售回应：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冲到G7最高

真正让投资者心凉的，不是福利本身，而是这个信号：一个拥有巨大议会多数席位的政府，居然连修福利都做不到。

资金转身抛售英国国债。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年内从4.5%飙升至5.5%，为G7国家中最高。

这就是“恐险症”的最终反噬：试图保护所有人免于一切危险，并不能消灭风险，只会把风险转嫁给另一群公民——而那群人，迟早会掀桌子。 英国人甚至不用看远方，看看海峡对岸的法国就知道了。

这个国家发明过板球和珍妮纺纱机，也发明过保险。用保险思维保护人们免受风险，本来是个绝妙的点子。只是没想到——英国人最后发明出来的东西，恰恰是困住现代英国的东西。（国际财闻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