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0月11日晚，郑钦文以一记ACE兑现赛点，夺得个人首个WTA1000赛冠军，成为中网二十二年来首位主场单打冠军。

国内近几年的网球热与郑钦文在国际赛事上取得的成绩有着分不开的关系，从澳网亚军到巴黎奥运会女子单打冠军再到当下的中网女单冠军，郑钦文所取得的成绩，为网球的国内热度增加了一把又一把火。

但一项运动的真实面貌，远比聚光灯下的冠军时刻更复杂。在郑钦文以外，国内还有太多太多“没有姓名”的网球运动员，他们穷尽青春，付出了数年、数十年的努力，也未能走到最想去的地方。

好在，他们乘着这阵网球热，获得了新的机会，或是自媒体博主，或是教练，网球以另一种方式成为了他们的一部分。

周柏言：网球场上的另一种赢法

在竞技体育里，争夺第一被视为天经地义。但这只是赛场里的规则，不是每个运动员的人生脚本。有些人可能天生就没有“要强”的性格底色，他们可能喜欢奔跑，却不想站上领奖台；可能喜欢表演，却只想做为别人鼓掌的人；可能热爱网球，却并不想把对手彻底打败。

周柏言就是一个不想争第一的人，他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才认清：自己其实没有成为世界冠军的执念，他只是热爱网球。

球场边长大

球还没过网，周柏言已经开始移动，脚步碎而快，身体像装了弹簧。对手把球压向他的反手位，他不仅不退，反而迎上去，微微侧身，左手松开拍柄，右臂向后挥起，球拍划出一道饱满的弧线，这是他最喜欢的单反（单手反拍）动作，做这个动作时，他身体舒展、利落，就像一张拉满的弓。

想做好这个动作其实并不简单。单反对步伐、时机和身体协调性都有很高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单反）没有任何退路”，双手反拍可以借力、调整，但单反几乎没有调整的空间，必须果断、坚决，抓住时机出手。

周柏言时机抓得很准，挥拍、击球都一气呵成，这也让他看上去有一种笃定、自信的感觉。

这种自信不止体现在赛场上，周柏言除了当网球教练，还会运营自媒体，经营自己的品牌，录制播客，在每一个领域都显得游刃有余。2024年，他开始运营自己的自媒体账号，刚开始发布内容，就收获了很多关注，每期视频的播放量都在稳步增长，他的教学视频里，没有含糊其辞，没有模棱两可，每一个动作示范都干净利落，每一句讲解都直击要点。今年，他还开始尝试录制播客，话题涵盖与网球相关的一切内容，评论区有人称他为“言神”，也有人亲切地叫他“小周”。

周柏言的生活、工作都和网球紧密相连，他的社交媒体个人简介里写着“网球推广人”，网球似乎已经融入了他的身体，变成了他的一部分。

从小与网球为伴，是周柏言的生活状态。周柏言出生在河北省秦皇岛市，他的爸爸是个“爱玩”的人，拳击、滑冰、网球样样都会，1995年前后，爸爸在秦皇岛开了个网球场，平时教人打球。那是秦皇岛的第一个网球场。

近水楼台，周柏言成了在球场里长大的孩子，别的小孩玩玩具汽车、变形金刚，他就在球场里玩网球。他记得，三四岁时，别的小孩学网球，他就在旁边捡球捣乱，有一次，一位家长招呼他，“别捣乱了，我带你玩吧”，就这样，在话还说不利索的年纪，周柏言就开始拿起球拍学网球了。

对于周柏言来说，网球可能是他小时候世界的全部，“每天睁开眼就能看到别人打网球”。周柏言很难找到一个清晰的时间点，说清自己具体是在什么时刻、又为什么喜欢上网球的。但他知道，自己一天不打球，就会觉得不舒服，“就是想去摸一摸拍子，打一打”。

不想当冠军的孩子

与球场上表现出的自信昂扬不同，从小到大，周柏言最熟悉的感受，其实是自卑和内耗。

小时候，最大的压力来自父亲，发现儿子的网球天赋后，爸爸成了周柏言的专职教练，一对一教他，带他到全国各地打比赛，“我爸对‘世界第一’有执念，想让我成为世界冠军”。

父亲需要同时扮演好父亲和教练两种角色，但在实际过程中，这两种角色之间往往会产生矛盾。周柏言很少回忆青少年的经历，准确地说，可能是潜意识里在回避，他记不清具体的事情，但印象里，很多场比赛都是不开心的，一场比赛没打好，哪怕是一个球没发挥好，父亲就会先指责一通，越指责，周柏言就越没有信心，输球也就越多，那时的周柏言很难说清哪里出了问题，他会不断地陷入恶性循环。

心理学中，有一种被称为“代理成就”的心理机制：父母越是将孩子视为自我的延伸，就越倾向于要求孩子去实现自己当年未能达成的梦想。而这种“代理成就”在竞技体育中尤为常见。

当冠军成为父母的一种执念时，运动员需要背负的，就不只是训练的艰辛，还有一种隐秘的情感债务：唯有夺冠，才能对得起父母的付出。对于一个小孩来说，对冠军的渴望也会和父母的期待深度交织，难以分割。周柏言有时甚至分不清这种执念属于谁。

后来，他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对冠军的渴望，其实是父亲强加的执念。直到去年，他才真正与自己曾经的选择和解。

网球运动员在16岁左右会面临一个节点：是否要走上职业球员的道路。

周柏言当时没有继续接受职业化训练，相反，他开始参加业余比赛，但那时的他心里做过比较，走职业球员的路，意味着和同龄人打比赛，但参加业余比赛则意味着和成人打比赛，成年选手的战术更丰富也更成熟，“如果连成人都能打赢，肯定也能赢同龄人”。他想通过业余比赛走上职业球员的路。

但事情并没有按照预期的方向发展。打了几年业余赛后，周柏言发现自己很难再回到职业道路，因为“基础没有打好”，他时常会后悔，如果当初继续做职业球员，接受正规训练，会不会真的有可能成为世界冠军？他把没能成为世界冠军的责任都归咎于自己当初错误的选择。

直到25岁左右，周柏言才想通，他时常会自我审视。他发现，“自己就不是运动员那种性格”，他身上缺少成为专业球员的那部分特质，他讨厌冲突和对抗，在任何时刻，都不想彻底把另一个人打败，但职业运动员，大多数都很要强。在一场比赛中，比起打败对手，周柏言想得更多的是，“和过去的自己比，想有进步”。

去年，周柏言开始带弟弟训练，弟弟走的是职业球员道路，在带弟弟的过程中，周柏言时常能感到被治愈，弟弟仿佛帮他走过了那条自己未能走上的路，“好像在带曾经的自己”。但不同的是，周柏言会经常提醒自己，不能像当年的父亲那样，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弟弟。

在竞技体育中，争第一仿佛是天经地义的事，但周柏言有时觉得：让一个年轻人在奔跑和跳跃中成为更完整的自己，也许才是网球最本真的意义。

Sara热汗：打一场不必赢的球

从小天赋异禀，经过十几年如一日的刻苦训练，然后在一次比赛中名扬四海，成为世界冠军——这是竞技体育很熟悉的一种故事走向。但这种近乎“爽文”般的叙事只是极少数运动员的故事，大多数故事是：投入大量金钱、精力，克服一次次输球的压力，又在偶尔几次赢球时重新燃起希望，同时还夹杂着不确定性，“自己是不是真的能出头”，在这种复杂的情绪中熬日子。“能被看到的只有郑钦文等极少数人，大部分运动员都是没有名字的”，Sara热汗就是那些不为人知的运动员之一。

15岁，世界冠军的门关上了

竞技体育最残酷的地方在于，只有塔尖才会被看见，这也就意味着大多数运动员都会面临一个瞬间：意识到自己这辈子可能都无法成为世界冠军，无法站上塔尖。

Sara热汗的那个瞬间出现在15岁，这是她职业生涯面临的第一个瓶颈期。15岁之前，故事的走向还没出现分岔，Sara的爸爸很喜欢打网球，也会带着小Sara一起玩，很快发现了她的天赋。Sara小时候上过画画、跳舞等各种兴趣班，但除了网球，没有一个兴趣班能坚持超过5节课。

Sara的老家在山东潍坊，她刚开始打网球的时候，老家只有三片网球场，场地很少，更别提靠谱的教练。Sara的爸爸从北京请来了一对一的教练专门辅导她，她还曾到河北跟着省队教练学网球，但那时，国内的网球训练整体上还不够成熟，爸爸为了让Sara接受更专业的训练，2006年时，全家一起搬到美国定居。

Sara的性格里有属于运动员的特质，她很喜欢比赛的感觉，想成为人群中最厉害的人，不论做什么，她都天然地想赢。9岁时，爸爸有一次问她，以后的目标是什么。Sara脱口而出：成为世界第一。

到美国后，Sara一度朝着这个目标越来越近。她的网球比赛成绩很好，14岁时，她的排名来到第300位左右，那时的她很熟悉赢的感觉，即便是挑战比自己年龄大的对手，也都能赢，她已经形成了一种思维惯性：每场比赛前都觉得“这场肯定能赢”，世界第一的目标也从来没变过。

直到15岁，Sara发现自己不管怎么努力都只能徘徊在两三百名。要想提升名次，就得报更高级的赛事，挑战年龄更大、更厉害的球员，但Sara打不过他们，总是输球，不仅如此，有很多年龄小的运动员也会开始挑战她，Sara一旦输掉比赛，就会备受打击。那段时间，她的思维方式也发生了改变，每次比赛前，她的想法变成了“估计这次又打不过”。

一次次的输球也让她渐渐意识到：她有网球的天赋，但远远不够，可能打不到世界第一了，她对网球的热爱也在不断消磨。

16岁，她面临抉择，要么继续训练，走职业运动员的路线，要么去读大学，她选择了后者，这也就意味着，她离职业运动员的路越来越远。

漫长的停摆

意识到无法成为世界第一，可能只是一瞬间，但消化这个瞬间，往往需要很长时间。Sara和网球的故事也并没有因为那个瞬间就结束。

上大学后，虽然不再像小时候一样规律训练，但她加入了校网球队，依然经常参加比赛。毕业后，Sara陷入了迷茫，从8岁起，她就和网球相伴，等到毕业找工作时，Sara不知道她还能做什么，过去十多年里，她几乎从没想过除了网球以外的路。

于是，她决定再试一次，走职业球员的路。但那时，她不敢再定“世界第一”的目标，她在心里给自己定了个期限：把打职业赛当作一种体验，如果一两年还没出成绩，就放弃。

这段时间，Sara的压力更大，她曾计算过父母多年的投入，为了她的网球事业，家里已经投入了上千万元，如果是天赋足够高的球员，这笔钱未来也许能赚回来，可Sara知道，她恐怕赚不回这笔钱了。

毕业后的投入要比以前更高，青少年时期，只需要定期支付训练班费用，但毕业后，她需要飞到各地打比赛，得请专业教练全程陪同，并支付教练的吃、住、行费用。尽管父母一直很支持她，Sara在支出大额开销时仍会时常愧疚，她会下意识地计算每笔机票、教练费和酒店开销。

不光花费更多，还要付出更多精力。要想和那些职业选手竞争，Sara就需要花更多时间练球，一刻都不敢松懈，赢了球得巩固优势，输了球更要加练。也许因为长时间高强度训练，没多久，Sara就受伤了，她得了腱鞘炎，手部很难发力。起先，她并没有在意，对于运动员来说，带伤训练是常事。可慢慢地，她发现痛感越来越强烈，不止是运动时，连生活中稍一用力也疼痛难忍，只能停下训练，每天带着固定器养伤。Sara原以为短时间就能恢复，可养伤的时间越拖越长，一个月，两个月，直到半年过去都没恢复。

她不得不停下来思考：网球这条路到底还能不能走得通？未来还能做什么？手伤看不到尽头，即便恢复，她和别的职业选手的差距也越来越大，继续下去真的还有意义吗？

反复思考后，Sara决定放弃职业网球，她回国后在一家运动品牌门店做店员，偶尔会兼职当网球教练。很长一段时间里，Sara都觉得未来可能会离网球越来越远，把网球当作职业的日子也许彻底结束了。

回到“安全区”

长达十几年的训练生涯，让Sara形成了一种思维惯性，她天然地觉得自己就应该和网球紧密绑定，似乎生活中没有了网球，一切就会停摆。直到受伤，不得不按下暂停键，原本每天都会拿出的球拍被收进柜子，比赛变成电视里的画面，那个曾经占据她整个青春的世界，忽然变得遥远。

2016年左右，Sara开始偶尔在小红书上分享健身日常，回国后做店员期间，已经积累了几万粉丝。那段时间正赶上自媒体风口，有很多商务合作找来，收入也不断增加，Sara突然觉得，好像自媒体也能成为一种职业方向，更重要的是，她渐渐意识到：“没了网球，天也不会塌，也能过得很好。”

2019年，Sara开始全职做自媒体，她频繁地更新健身视频，可很快，健身赛道变得越来越“卷”，几乎所有人都在做同样的事，流量被稀释，她的视频也没什么人看。Sara陷入了流量焦虑，同样的内容，原本轻松收获几万赞，那段时间却只能收获几百赞。

Sara只好不断转换赛道，构思新内容，这时她把目光放在了球拍上，她想：也许可以捡起球拍，碰碰运气。她开始转而发布网球相关的内容，兜兜转转，又回到了网球赛道。只是这一次，她不再以选手身份出现，而是一个懂网球、又能把网球讲给普通人听的人。

2024年巴黎奥运会，郑钦文夺得女单冠军，网球从体育圈走向大众视野，国内随之掀起了网球热。当时，网球赛道的博主很少，Sara很快就被看见了，越来越多的商务合作找上门，还有很多商务合作明确找她拍摄网球相关内容。

对于Sara来说，网球就像是那片安全区，很多时候，她曾以为，自己对于网球的热爱已经“burnout”（燃尽了），可如今再看，对网球的爱似乎伴随着那些训练的日子，长进了骨子里。

那个“我无法成为世界冠军”的瞬间，曾经像一扇关上的门。而现在，网球为她打开了一扇“作为表达者去讲述网球”的窗。如今在面对网球时，Sara的心态也变得更加平常、纯粹。她站在球场中央，用力挥拍击球，这一次，她知道，不再需要排名来证明自己属于网球，而仅仅是因为喜欢。

策划：Bela

统筹：Oliver

编辑：Cather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