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的经济正面临一场新的考验。
米莱政府上台以来，通过紧缩财政、压缩公共支出等措施，将年通胀率从2023年末的200%以上降至2026年初的约32.5%，并连续实现财政盈余。
然而，宏观稳定并未同步转化为普通民众生活的改善。阿根廷国家统计与人口普查研究所9月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贫困人口比例回升至32.3%，较2025年下半年上升4.1个百分点。与此同时，阿根廷第二季度GDP环比下降0.6%，制造业也持续承压。通胀降下来了，财政账面改善了，但经济增长的动力从何而来，改革的成本又由谁承担？
阿根廷为何反复陷入通胀、债务与外汇短缺的循环？这究竟是国内经济政策反复摇摆的结果，还是其在全球生产体系中的结构性位置所造成的困境？当米莱以激进的自由市场改革挑战传统政治经济模式，拉美多国右翼力量也在不同程度上崛起，这一趋势反映了怎样的社会诉求、经济矛盾与地缘政治变化？
近期，观察者网对话阿根廷经济学家罗沛思（Emiliano López），从阿根廷的生产结构与经济依附问题切入，分析其经济危机背后的深层机制，并进一步探讨拉美政治右转的社会基础、全球经济结构与地区国家的政治主体性。
【对话/观察者网 郑乐欢】
从庇隆到米莱，阿根廷究竟在争什么？
观察者网：回顾阿根廷过去几十年的历史，从庇隆主义、2001年经济危机，到后新自由主义时期，再到米莱政府执政，您认为这些是彼此独立的政治周期，还是阿根廷试图解决同一个结构性问题的不同尝试？
罗沛思：我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从两个时间尺度来理解：一个是长期视角，即阿根廷乃至整个拉丁美洲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另一个是短期视角，即不同政府分别采取了什么政策，以及这些政策产生了什么影响。
从长期来看，自19世纪末英国帝国主义扩张以来，拉丁美洲国家就被纳入一种特定的国际分工体系。这一体系限制了我们发展多元生产能力的空间，使我们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围绕原材料生产和出口展开，为欧洲工业提供所需的初级产品。
因此，拉丁美洲的资本主义发展从一开始就带有鲜明的依附性。阿根廷也不例外。无论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自由主义项目，还是20世纪40年代兴起的庇隆主义，以及此后发生的多次军事政变，各种政治力量都在尝试解决同一个问题：阿根廷应该如何发展自己的生产体系，如何摆脱在国际经济分工中被限定的初级产品出口国地位？
不同政治项目之间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它们对国家主权的理解。
我认为，阿根廷历史上真正具有自主发展愿景的政治项目之一，是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初的第一届庇隆主义政府。它试图从国家主权的角度规划经济发展，而不是单纯接受国际经济体系为阿根廷安排的角色。
然而，这一进程后来遭到中断。1955年，庇隆政府被军事政变推翻。此后，阿根廷经历了长期的政治不稳定，民主政府与军事政权交替出现。1976年的军事政变及其后的大规模政治镇压，又对试图建设自主国家发展道路的政治力量造成了沉重打击。
因此，我认为，与其把阿根廷历史理解为不同政治周期的简单交替，不如将其理解为围绕国家发展方向展开的长期冲突——即，我们究竟应该继续作为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原材料供应者，还是应该建立一个具有自主生产能力、能够规划自身发展道路的国家？
阿根廷2025年货物贸易进出口及贸易差额变化。阿根廷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阿根廷出口额为870.77亿美元，同比增长9.3%；进口额为757.91亿美元，同比增长24.7%；全年贸易顺差为112.86亿美元。由于进口增速明显快于出口，贸易顺差较2024年收窄。这一变化也为观察阿根廷的外汇收支、进口需求与本土生产能力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切口。阿根廷国家统计与人口普查研究所
观察者网：阿根廷为什么长期陷入通货膨胀、债务和外汇短缺等问题？这些反复出现的经济危机背后，是否存在更深层的结构性原因？
罗沛思：我认为，这与阿根廷自19世纪末以来形成的依附性经济结构密切相关。
阿根廷存在一种典型的“生产结构失衡”。一方面，我们拥有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产业，主要是农业部门，近年来还包括矿业、石油和天然气产业；另一方面，我们的制造业发展相对不足，难以在国际市场上充分竞争。
阿根廷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发展制造业，尤其是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工业化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与农业等初级产品出口部门相比，制造业的竞争力始终存在明显差距。
这种结构带来了多重问题。
首先，阿根廷的食品价格与国际市场紧密相连。作为重要的农产品出口国，我们的国内食品价格会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影响。农产品既是出口商品，也是国内居民日常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国际市场价格的变化会直接影响普通劳动者的生活成本。
其次，国内制造业不足，使阿根廷不得不持续进口工业制成品、机械设备和生产资料。经济增长时，进口需求往往随之增加，但出口收入仍主要依赖初级产品。这就使经济增长很容易受到外汇供应不足的限制。
此外，阿根廷还存在长期的收入分配矛盾。我们拥有组织化程度较高的工会，劳动者会通过集体谈判争取更高工资，而部分企业则可能通过提高商品和服务价格来维护利润。当经济增长、收入分配矛盾加剧时，工资与物价之间的博弈也可能进一步推动通胀。
因此，我认为，阿根廷的通胀至少存在两个值得重视的机制：一是国际商品价格向国内市场的传导，尤其是农产品和食品价格；二是资本与劳动之间围绕收入分配展开的持续博弈。
还有一个关键问题：由于阿根廷主要依靠初级产品出口获取外汇，而制造业的出口能力相对不足，当经济增长带动进口需求增加时，外汇收入可能无法满足进口支出。经济发展因此会遇到瓶颈，甚至被迫减速。
这些问题并非单纯由某一届政府的短期政策造成，而是与阿根廷长期形成的生产结构密切相关。
观察者网：很多人在解释阿根廷经济危机时，会强调财政赤字、货币发行、政治不稳定等国内因素。您如何理解国内因素与国际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米莱政府又是如何解释阿根廷的危机的？
罗沛思：我认为，这是理解阿根廷经济问题的关键。
我们需要区分短期因素与长期结构性因素。财政赤字、通货膨胀和政治不稳定，当然可能对经济产生影响，但我不认为它们足以解释阿根廷为什么反复陷入危机。
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理论通常将经济危机归因于国家干预过多、公共支出不合理，或者政治不稳定导致投资不足。但当我们观察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时，就会发现，许多问题与这些国家在全球生产体系中所处的位置有关。
拉丁美洲主要承担初级产品生产和出口的角色。即使是巴西这样拥有较大工业规模的国家，近年来也出现了经济活动重新向初级产品倾斜的趋势。相比之下，东南亚在全球生产体系中更多承担制造业生产职能，东亚则形成了更复杂的工业生产能力。
不同地区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位置不同，这种分工也会影响各自的发展机会与经济稳定性。
美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它长期存在规模巨大的财政赤字和贸易失衡，但仍然能够凭借其国际经济地位，对西方经济体系中的生产和投资条件施加重大影响。这说明，财政赤字本身并不能决定一个国家是否陷入经济危机。
秘鲁也可以作为对照。秘鲁经历过严重的政治动荡，但由于其经济高度依赖矿业等资源出口，相关产业仍然能够在国际市场上盈利。政治不稳定并没有自动导致其经济增长完全停滞。
这说明，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并不像一些理论所描述的那样简单。一个国家能否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找到有利的位置、能否发展具有竞争力的生产部门，同样至关重要。
对于阿根廷而言，另一个长期问题是缺乏连续的发展规划。不同政府上台后，往往试图推翻前任的发展方向，却没有形成稳定的长期战略。
米莱政府的基本判断，与阿根廷20世纪90年代的一些政府以及马克里政府的经济理念有相似之处：它们认为，阿根廷的核心问题在于国家支出过多、货币发行导致通胀，以及政治和制度环境不稳定。
但我认为，这种解释忽视了阿根廷在国际金融体系和全球生产体系中的依附地位，也忽视了国内生产能力不足的问题。
米莱政府推出了针对大型投资的优惠制度，希望通过税收优惠吸引资本进入战略产业。但按照我观察到的情况，这一政策并没有带来政府预期中的大规模新增投资。相反，获得相关优惠的部分投资来自阿根廷国家石油公司。这意味着，政策在吸引新增私人资本方面的实际效果，值得进一步讨论。
与此同时，阿根廷虽然实现了财政盈余，出口表现也有所改善，但制造业仍面临衰退，工资承受压力，贫困问题依然突出。
因此，宏观经济指标改善，并不意味着经济结构已经得到改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常重视财政盈余等宏观指标，但我们还必须考察消费、生产性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和就业等问题。一个国家即使通过削减支出实现财政盈余，如果经济增长乏力、生产能力持续下降，也很难保证长期发展。
在我看来，阿根廷当前面临的根本争论仍然是：我们究竟应该进一步融入以金融资本和初级产品出口为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还是应该建立更加自主的生产体系，推动本国经济的长期发展？这才是理解阿根廷经济危机以及米莱政府政策的关键。
米莱的经济改革，绕开了真正的难题？
观察者网：近年来，拉美多个国家出现政治右转，激进右翼势力不断壮大。您如何理解这一现象？这背后是地缘政治、经济结构，还是政治主体性发生了变化？
罗沛思：我认为，需要从地缘政治、经济和政治主体性三个层面理解这一现象。
首先是地缘政治因素。从2012年前后开始，美国在拉美地区的直接干预有所增强，包括对选举的干预，以及通过各种方式影响部分国家的政治进程。这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密切相关。拉美拥有丰富的关键矿产、能源等战略资源，美国希望确保自己能够获得这些资源，并限制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其次是经济结构问题。新自由主义政策长期削弱了拉美国家的规划能力和公共服务体系，国家越来越难以回应社会需求。与此同时，经济发展没有给许多人带来稳定的工作、收入和未来预期。由此形成了一种对国家和现有政治制度的普遍不信任。
第三，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进步派政治力量自身的问题。过去，一些进步派政府虽然在选举中获得胜利，却没有真正解决社会面临的深层次问题，也未能提出一个能够让民众相信的长期发展愿景。
当政治力量只是管理既有秩序、维持四年一届的执政周期，而不能让人们看到未来时，失望就会不断积累。激进右翼正是利用了这种失望情绪，将自己包装成彻底改变现状的力量。
因此，右翼的崛起并不只是选民突然转向保守，也不只是某个国家领导人的个人现象。它与新自由主义造成的社会问题、进步派未能兑现的承诺，以及国际力量在拉美的竞争都有关系。
观察者网：阿根廷的政治右转有什么特殊之处？米莱所代表的极右翼力量，与拉美过去的传统保守派有什么不同？
罗沛思：我认为，米莱代表的政治力量具有一些新的特征。这不仅是拉美的问题，在欧洲也能看到类似趋势。
米莱所代表的是一种较新的极右翼自由意志主义政治力量。它不仅主张削弱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还明确表现出对美国和以色列的政治认同。他们反对国家承担保障基本社会权利的责任，认为市场和个人自由应该占据主导地位。
这种思想也与硅谷部分科技企业和科技巨头所推崇的政治理念存在联系：他们希望减少国家监管，限制公共权力，强调市场机制和个人选择。
这与拉美过去的一些传统右翼力量并不完全相同。以巴西博索纳罗为代表的政治力量，具有更鲜明的传统保守主义特征；而米莱所代表的力量，则把激进的市场自由主义、反国家立场和新的政治文化结合在一起。
当然，不同国家的右翼力量有各自的历史背景，不能简单地视为同一种现象。但它们的共同点之一，是将国家描述为问题的根源，并把削弱国家能力视为解决问题的办法。
2026年2月，阿根廷轮胎制造商Fate宣布关闭工厂，约920名员工受到影响。这一事件折射出阿根廷制造业面临的经营压力，也引发了关于进口竞争、劳动政策与工业发展前景的讨论。路透社
观察者网：米莱政府执政后，一些宏观经济指标出现改善，例如通胀下降、财政实现盈余，外部部门的状况也有所好转。但与此同时，贫困、工资和制造业面临的问题仍然突出。您如何评价这种矛盾？您认为米莱的政策触及了阿根廷经济危机的根源吗？
罗沛思：米莱政府采取的实际上是一套相当典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稳定方案。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已经见过类似的政策组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支持的一些经济调整计划也具有相似特征。
其主要内容包括持续压缩财政支出、开放资本账户和经常账户、推动自由贸易，以及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
这些措施确实可能在短期内改善某些宏观经济指标，但我们必须进一步追问：这种改善是如何实现的？代价又由谁承担？
以通胀为例，米莱政府倾向于将通胀下降归因于停止货币发行。但我认为，仅仅从货币发行的角度解释通胀变化是不够的。至少还有两个重要因素需要考虑。
第一个因素是工资受到压制。无论是公共部门还是私营部门，许多劳动者的工资增长都落后于物价变化，非正规就业者尤其脆弱。当工资的实际购买力下降时，需求会受到抑制，这也会影响通胀走势。
第二个因素是汇率。政府试图维持相对稳定的汇率，以减轻国际价格向国内传导的压力。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控制通胀，但也会产生其他后果。
如果汇率水平与本国生产部门的竞争力不匹配，进口商品就可能变得相对便宜，而本土制造业则更难与进口产品竞争。这样一来，短期的价格稳定可能是以国内生产能力进一步受损为代价的。
所以，我不认为通胀下降、财政盈余就意味着阿根廷的结构性危机已经得到解决。我们还必须观察工资、就业、贫困和工业生产等指标。如果这些领域持续恶化，那么所谓的宏观经济稳定，就需要接受更全面的评价。
观察者网：也就是说，米莱政府可能改善了部分宏观指标，却没有解决阿根廷长期存在的生产结构失衡问题？您尤其担心制造业受到的冲击？
罗沛思：是的。对阿根廷而言，制造业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部门，它还关系到就业、工资水平以及整个社会的稳定。
阿根廷拥有农业、能源和矿产等资源优势。随着能源和农业出口增加，外部贸易状况可能有所改善，但这并不意味着整个经济都在变得更有竞争力。我们必须区分出口部门的表现与国内生产体系的整体状况。
目前的调整可能使农业、采掘业和金融部门中的一部分企业获得更好的发展条件，但这些部门未必能够创造足够多的就业岗位，也未必能够像制造业那样形成广泛的产业关联。
制造业能够带动上下游企业，创造不同技能层次的工作岗位，并通过生产网络把收入传递到社会的其他部分。如果国内工业持续萎缩，进口产品不断替代本土生产，那么受到冲击的就不仅是工厂本身，还包括供应商、工人和相关服务行业。
这正是我担心的地方：阿根廷可能在某些宏观指标上实现稳定，却同时经历加速去工业化的过程。
因此，我们不能只问财政赤字是否减少、通胀是否下降，还必须问：这个国家是否在生产更多有价值的产品？是否形成了更复杂的产业能力？是否创造了能够支撑稳定就业和较高工资的工作岗位？
如果这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那么经济调整就没有触及阿根廷长期危机的核心。
观察者网：如果阿根廷的结构性问题在于生产体系不够完整，那么它应该如何改变现状？对于锂矿等资源丰富的国家而言，关键是发展工业，还是掌握产业链中的更多环节？
罗沛思：关键不只是拥有资源，而是能否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完整的生产能力，并在产业链中占据更重要的位置。
以锂为例，阿根廷拥有丰富的锂资源，但拥有矿产并不意味着拥有完整的锂产业。我们还需要考虑锂的精炼、材料生产、电池制造，以及储能和电动汽车等下游产业。如果一个国家只负责开采和出口原材料，而产业链中附加值更高的环节都在国外，那么它仍然很难摆脱对外部市场和技术的依赖。
2001年12月，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爆发大规模抗议。经济衰退、银行存款限制与社会不满交织，最终演变为严重的政治危机。
这需要长期的国家发展规划。政府必须考虑如何把不同生产环节联系起来，怎样发展本国的技术能力，如何建设必要的基础设施，以及怎样让国内企业参与产业链的不同阶段。
中国在锂电池等产业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值得研究的经验。它并不是仅仅依靠矿产资源，而是逐步发展加工、材料、电池制造等多个环节，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体系。
相比之下，阿根廷面临的问题是，资源开发并不必然带来国内产业能力的提升。如果基础设施和生产环节越来越依赖私有化和外部资本，而相关设备、材料和制成品又主要依靠进口，那么资源出口就很难自动转化为工业化。
因此，国家需要发挥作用，与本国企业共同推动产业发展，让经济剩余更多地用于扩大生产能力、提高技术水平和发展新的产业环节。这里说的并不是一个国家能够立刻建立所有产业，而是需要有意识地逐步提高生产体系的复杂程度。
对于拉美国家来说，这也涉及区域合作的问题。单个国家的市场规模、技术条件和资金能力可能有限，因此还需要思考如何在区域层面形成更紧密的生产联系。
从街头抗议到发展自主：一代阿根廷人的思考
观察者网：您认为中国在工业化和产业链发展方面的经验，对阿根廷这样的国家有什么启发？
罗沛思：我认为，最值得研究的是长期规划和发展自主能力的重要性。
如果一个国家始终按照国际市场既有的分工来安排自己的经济，那么它很可能长期停留在相对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资源丰富并不能保证国家实现发展，因为资源的价值如何实现，取决于它被怎样组织进整个生产体系。
中国的经验表明，发展工业、形成产业链以及提高生产能力，需要长期投入和系统性的政策安排。它们不是单靠市场自发运作就一定能够实现的。
当然，各国的历史条件、经济规模和社会结构不同，不能简单复制其他国家的发展模式。但对于阿根廷和其他全球南方国家而言，一个重要问题是：能否根据自身条件形成相对自主的发展战略，而不是始终被外部市场、国际金融和既有产业分工所限制。
我之所以关注中国，也与中国的历史经验有关。中国经历过长期的外部压迫和发展困难，后来实现了显著的经济社会转型。研究这一过程，有助于我们理解一个国家如何逐步建立自己的生产能力，以及长期规划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我也重视中国在国际关系中强调和平共处的理念。对全球南方国家而言，发展不仅是经济增长的问题，也涉及国家如何在国际体系中保持自主性，以及如何为自身社会争取更好的生活条件。
观察者网：您出生于1982年。您的成长经历和2001年阿根廷经济危机，对您今天的政治立场产生了什么影响？
罗沛思：我来自一个工人家庭，接受的是公立教育，也进入了免费的公立大学。2001年的经济危机对我的政治意识产生了很大影响。
那场危机不仅是金融和经济危机，也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危机。当时，许多人走上街头，学生、工人和失业者都参与了社会运动。对我而言，这些经历让我开始思考新自由主义政策究竟意味着什么，以及国家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
在我看来，20世纪9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对阿根廷造成了严重影响。公共教育、医疗、工业和交通等领域都受到冲击，社会不平等和经济脆弱性也不断累积。
因此，2001年不仅是阿根廷经济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也是影响我这一代人政治认知的重要事件。我们中的一些人正是在那一时期开始参与政治活动，并逐渐形成对社会、国家和经济发展问题的理解。
2005年前后，反对美洲自由贸易区（ALCA）的政治动员，也延续了拉美围绕发展道路和地区自主性展开的讨论。当时，查韦斯、内斯托尔·基什内尔等政治人物，以及古巴革命和菲德尔·卡斯特罗所代表的政治传统，都构成了这一时期拉美政治讨论的重要背景。
这些经历让我更加关注一个问题：国家是否能够拥有自主的发展项目，并通过公共政策和社会组织保障多数人的基本权利？
观察者网：您提到自己属于受到2001年危机影响的一代人。在您的同龄人中，有多少人持有类似的政治理念？这种希望推动更深层次社会变革的立场，在阿根廷社会中有多大影响力？
罗沛思：庇隆主义本身就是一个规模庞大的民族—人民政治运动，内部包含不同的政治立场和社会力量，因此很难把它视为一个立场完全一致的整体。
我所处的政治群体，是在2001年危机背景下形成的一部分左翼力量。我们希望把民族和人民的政治项目推进到更深层次，探索一种具有社会主义取向的现代化道路，也就是通常所说的“21世纪社会主义”。
但这只是庇隆主义及阿根廷政治光谱中的一部分，并不能代表整个运动。我也很难准确估计，究竟有多少同龄人持有类似的观点。
对我而言，更重要的是理解这一代人的政治经验：我们见证了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危机，也看到传统政治力量在回应社会诉求时面临的局限。这些经历促使我们继续思考，阿根廷能否找到一条不同的发展道路。
观察者网：面对当前的政治和经济局势，您对阿根廷的未来还有什么期待？您认为，国家最需要重建的是什么？
罗沛思：我认为，阿根廷需要重建国家能力，也需要重新加强工会和基层群众组织的力量。
国家必须能够保障多数人有尊严地生活。这不仅意味着拥有工作和收入，还包括住房、医疗、教育等基本条件。经济政策不能只关注少数宏观指标，而应该关注普通人的生活是否真正得到改善。
与此同时，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国家的发展项目。阿根廷必须具备制定长期发展战略的能力，不能始终被短期金融压力和外部经济环境牵着走。
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下，这种自主发展能力比以往更加重要。全球南方国家面临的挑战并不完全相同，但许多国家都需要回答同一个问题：如何在国际经济体系中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并把本国资源转化为社会整体的进步。
对阿根廷而言，这意味着发展生产能力、恢复工业基础、强化社会组织，并重新建立能够回应多数人需求的公共政策体系。这条道路并不容易，但我认为它仍然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