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文化纵横 ，作者：周瑾艳
【导读】随着中国企业出海的步伐加快，中国企业不仅要与东道国政府打交道，还需处理好与当地社区的关系。如何嵌入东道国社会，将国际经验、中国特色与本土情境融合，是大出海时代值得思考的重要议题。
作为“走出去”的先行者，矿业企业的实践为处理类似情境提供了现实遵循。本文基于对中国矿企的调研发现，在日益加剧的制度压力下，在非中国矿企正在补上缺乏处理与东道国社区关系经验的短板。它们通过延续国际先行者经验、借助合资方资源和能力，以及倚仗“走出去”的中国社会组织的社区经验和网络等各种方式，在为当地社会发展贡献自身力量的同时，逐渐积累起内生能力，进而形成发展导向的社区嵌入路径。作者指出，在发展援助式微的国际背景下，中国企业应超越西方式合规路径背后隐藏的“发展工具论”思维，努力践行新发展主义，成为真正的发展伙伴，以回应资源国普遍希望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机遇、建立本土产业链的诉求，惠及当地普通民众。
本文原载于《文化纵横》2026年8月刊，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中国矿企如何“借力嵌入”东道国社区
近年来，随着中国企业出海的步伐加快，如何在海外履行社会责任、回应社会关切逐渐成为国内外关注的重要议题。真正的出海必然伴随着企业投资活动逐渐嵌入东道国社会之中，出海企业不仅要与东道国政府打交道，还要处理好与当地社区的关系。中国企业出海将为东道国社区带来什么，同样令世界充满期待。以矿业为例，在地缘政治的宏大叙事背后，中国矿企与东道国矿业社区（矿山工人、社区居民、酋长、民间组织等）的互动不应被忽视。
▍中国矿企与东道国社区：迷思与真相
矿业企业是中国“走出去”的先行者。据霍普金斯大学中非倡议2024年的数据，自2008年以来，中国在非洲的矿业项目投资约为125亿美元。每一个跨国企业在出海时几乎都面临着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制度距离、文化距离、地理距离与经济距离的挑战。[1]除了一般性的距离和差异外，中国企业进入东道国社会还面临着额外的认知偏见等“来源国劣势”，这进一步增加了企业嵌入东道国社区的难度，矿业尤其如此。
西方政界和媒体常会直接或隐晦地表达对中国矿业企业海外投资中环境、社会、人权行为的批评，国内研究多聚焦地缘政治层面，对中国企业在地方层面如何通过实践回应社区发展诉求、处理社区关系缺乏深入的案例分析。国际学界则通过田野调研驳斥了很多典型指控。例如李静君教授曾通过田野调研驳斥了“中国新殖民主义”论，指出中国国有企业的对外投资并不纯粹追求短期利润，兼具国家战略与外交影响力等多重“积累逻辑”。[2]
跨国矿企普遍使用企业社会责任（CSR）和环境社会治理（ESG）标准来缓释运营风险，获得“社会许可”，通过提供社区发展项目、基础设施建设、培训等公共产品来弥合与东道国之间的距离。关于中国矿企是否遵循这些惯例，学术界持有不同看法。“中国例外论”认为中国矿企重视与东道国政府和精英建立关系，缺乏与社区和非政府组织合作的经验。“中国趋同论”则认为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跨国公司在ESG合规表现上并无显著差别。[3]总体而言，国际学术界过于关注企业所有制问题，将“国家主导的海外CSR履责路径”视为核心解释框架，[4]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中国企业（无论国有还是民营）在与东道国社区打交道过程中的内生能动性。
事实上，中国矿企在走进东道国社区时普遍面临双重制度压力和三项“来源国劣势”。双重制度压力指企业同时面临着政府的规制压力和行业协会等群体的规范压力，前者主要来自东道国的相关法律法规，后者则来自矿业实践中持续涌现的国际自愿性协议和行业指南，如《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关于来自受冲突影响和高风险区域的矿石的负责任供应链尽职调查指南》等。同时，随着资源民族主义情绪上升，东道国政府也纷纷通过法律和政策加强对矿产资源的主权控制。例如，2016年以来，刚果(金)、南非、赞比亚等十多个非洲主权国相继修改了矿业法或者出台了相关的法律。[5]2018年刚果（金）的新《矿业法典》更明确要求矿业投资者至少将其营业额0.3%注入“社区发展基金”，并须与省政府签署《社会责任项目书》，直接出资并负责实施当地最急需的社区发展项目。
在双重制度压力下，社区关系已成为矿企建构法律合法性与社会合法性的关键机制，其作用不仅限于声誉提升，更关乎风险预防与缓释，以及矿业投资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在矿业开发中，抗议、封路等抵抗行为可能导致项目延迟甚至中止；一旦抵抗运动引发国际媒体或非政府组织的关注，企业形象将进一步受损。例如，2025年初，赞比亚铜带地区一座由中资背景企业运营的尾矿坝发生严重泄漏事故，造成大规模水体污染，事件迅速引发当地社区和民间组织的抗议，受害者群体向赞比亚法院提出索赔金额高达800亿美元的集体诉讼，中国企业声誉受损。因此，传统的“送温暖”式慈善已难以满足矿业社区的期待，企业需要嵌入社区，与社区之间建立长期、互惠、互信的关系。
在关键矿产大国博弈加剧的背景下，中国矿企还面临来源国标签所带来的额外压力。其一，话语权劣势。西方媒体惯于放大个别负面案例、以偏概全，中国矿企则因国际话语权不足或“讷于言而敏于行”，导致部分项目因社区问题受阻。其二，规则对接压力。中国既有的发展导向型社区发展经验与西方主导的合规型路径之间存在制度张力。评级机构对“社区”指标的评判主要依据矿企的问卷反馈和媒体报道，而中国企业基于社区长远发展实施的海外“乡村振兴”等实践并未纳入ESG信息披露的国际标准，导致评级偏低。其三，海外社区经验不足。与西方跨国矿业企业相比，中国矿企在社区关系管理方面缺乏经验，部分矿企尚未建立成熟的社区关系管理机制，在理解社区需求、回应多元诉求等方面存在能力与资源上的不足，甚至因缺乏社区参与和文化敏感性而出现“好心办坏事”的情况。
尽管面临诸多压力，但中国矿企嵌入东道国社区也面临历史性的机遇。矿产开发天然具有负外部性，易导致社区居民承受污染、失地失业、缺乏价值链参与。由于当下中国矿产投资目的地从发达国家转向全球南方，东道国国家能力相对不足、公共产品供给有限，企业客观上成为地方发展中的重要参与者。西方跨国矿企的CSR和ESG项目由于仅服务企业的短期目标，未能融入地区的整体发展规划而受到批评。[6]中国特色的矿产投资则提供了解决社区发展结构性难题的可能。
本文通过中国矿企在刚果（金）开展社区关系管理的微观实践，探讨中国矿企如何超越西方式的合规路径，融合中国特色、全球化经验与本土情境，“借力嵌入”当地社区，建立企业和东道国社会之间的真正关联。研究主要基于笔者2025年开展的田野调研，调研对象涵盖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华友钴业、洛阳钼业、艾芬豪矿业、乡村发展基金会等，力求从多利益相关方视角展示企业与社区之间的互动过程。
▍中国矿企在刚果（金）社区关系管理的三种路径
作为矿业社区关系管理的后来者，中国企业在非洲经历了艰难的学习过程。关键矿产因其稀缺性和分布不均衡性成为地缘政治的争夺对象。刚果（金）一国的钴产量占比超过全球的70%，中非铜钴带因此吸引了华刚矿业、五矿资源、中国有色集团、北方矿业、金川集团等多家中资企业投资开发；而西方企业则在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前后因现金流困境与国别风险大量撤出，目前仅剩嘉能可、艾芬豪、欧亚资源等少数几家。[7]本文选取洛阳钼业、紫金矿业、华友钴业三家民营上市公司作为案例企业。在矿业社区错综复杂的制度和文化环境中，他们探索出了三条各具特色的“借力嵌入”路径。
（一）内生化嵌入路径：洛阳钼业TFM矿区
洛阳钼业在刚果（金）共有两个矿山项目，TFM铜钴矿和KFM铜钴矿。KFM矿区周边相对简单，社区关系和谐；TFM矿区则临近村庄、农业生产地区与两个城镇，社区关系错综复杂。TFM是全球第二大钴生产商及全球领先的铜生产商。2016～2017年间，洛阳钼业以总计38亿美元从美国自由港-麦克莫兰公司（以下简称“自由港公司”）手中获得控股权。目前，洛阳钼业拥有TF M80%的权益，刚果（金）国家矿业公司杰卡明拥有20%的权益。
近年来，大量人口涌入给TFM矿区带来了挑战。在1500平方公里的特许权采矿区内，城镇和乡村人口总数约40万人，是项目开始时的约7至8倍。来自刚果（金）其他地区的外来人口对当地人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等造成了相当大的冲击，社群结构的异质性和流动性为社区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面对企业有限的人、财、物与当地外来人口迅速增长带来的社区多元诉求之间的矛盾，洛阳钼业以解决社区最迫切的发展优先事项为重点，依法将净销售额的0.3%投入社区基金，直接用于社区在基础设施、教育、卫生健康和农业创收等领域。自2009年成立至2023年底，TFM共计缴纳社区基金6883万美元。2024年，TFM成为非洲首个、全球首家获得国际“铜标志”认证的中资运营矿山。铜标志认证涵盖环境、社会和治理三大领域的全部核心议题，能够通过这一严格认证绝非易事，洛阳钼业长期坚持的本土化战略及其属地化团队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其一，制定了专门的《社区政策》。社区政策为TFM矿社区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提供了明确指引。通过在制度设计中融合国际规范和东道国法律，TFM逐步构建起一套既体现国际标准又具本地适应性的社区关系管理框架。
其二，设立了本土化的社区管理部门。TFM社区管理部门现有员工约150人，下设征地拆迁组（约100人）、社区发展组（约30人）、日常沟通组和申诉与补救组（分别约10人）。社区管理部门由一名刚果（金）籍社区经理领导，150人的团队中仅有两三名中方人员，其他均为本地员工。
其三，建立了多利益相关方沟通与协作机制，及时向社区传递信息，收集社区反馈。第一，绘制利益相关方图谱。识别与企业运营相关的各类主体，包括当地政府机构、传统领袖、社区团体、行业组织、非政府组织、媒体和个人。第二，制定系统性沟通计划和申诉调解机制。定期或不定期召开利益相关者会议；设立社区联络点和联络员；强调“面对面”和“机制化”结合，提升沟通实效；建立社区关切记录与响应系统，系统性处理来自社区的反馈；社区投诉内容涵盖环境、健康、安全、社会投资、人权、征地安置和用工等核心议题，社区申诉机制通过全过程跟踪、分类响应，并在必要时启动独立调解机制。社区居民可通过“独立调解委员会”机制参与申诉受理，委员会中社区成员占比达60%，充分体现了社区在申诉机制中的主体地位。
（二）合资式嵌入路径：紫金矿业KK铜钴矿项目
卡莫阿-卡库拉铜钴矿（以下简称“KK铜钴矿”）是世界级超高品位近地表大型铜矿，于2021年5月实现铜精矿初步生产，到2026年预计将成为非洲产能最大的铜矿项目。作为合资项目，KK铜钴矿目前由紫金矿业集团、艾芬豪矿业公司、私人公司晶河全球、刚果（金）国有矿业公司杰卡明共同持股。紫金矿业通过直接和间接持股的方式，合计控制了KK铜钴矿约45%的经济权益，是该项目最大的实际权益方。鉴于艾芬豪在ESG方面拥有更为丰富的国际经验，KK项目中的社区关系管理事务均由艾芬豪及其在南非和刚果（金）本土的团队主导负责。
首先，艾芬豪构建了专职的社区关系管理团队。KK项目毗邻区域约有2万名常住居民，分布在41个村庄，社区由两位传统酋长共同管辖。为有效维护项目的社会许可，KK项目设立了专职的社区团队与社区保持日常沟通与反馈，沟通对象包括传统领袖、地方政府、非政府组织及普通社区居民，议题包括就业机会获取、搬迁与住户安置、项目进展动态以及项目相关的社会发展机遇与供应链参与。社区团队通过持续对话、定期会议及项目通报等方式，推动社区对项目的认知与参与，增强企业的在地合法性。
其次，艾芬豪设立了以“可持续生计计划”为核心的社区发展路径，致力于“授人以渔”。2012年，艾芬豪在英国一家民间机构支持下制定了“可持续生计计划”，通过渔业养殖、可持续粮食生产等举措赋能社区实现粮食安全，并向多元经济结构转型。以“鱼塘养殖”项目为例，2018年以来，KK项目在周边五个社区协助建成数百个鱼塘，成功放养非洲鲫鱼。这一项目覆盖了非洲鲫鱼价值链的各个环节，为社区创造了多个就业岗位。养殖的鲫鱼主要销售至KK项目营地、承包商营地及周边社区。
其三，艾芬豪将赋能社区与建设本土供应链相结合，提升供应链的可持续性。例如，“一砖一瓦建设社区”项目旨在促进当地居民，特别是失业人员参与矿业供应链。2018年，艾芬豪公司从周边社区中招募了19名失业人员（其中6名女性），提供启动设备和技能培训，成立了制砖合作社，并与之签订了一份为期三年半的供砖协议。艾芬豪持续为制砖合作社提供质量控制、企业管理和安全生产等方面的培训，并协助其拓展市场渠道，增强商业可持续性。合作社逐步将业务拓展至科卢韦齐地区，实现了市场多元化和自主运营。KK项目的最大亮点在于超越了传统的慈善捐助模式，将社区关系管理纳入企业供应链战略，不仅促进了社区就业与创业，也推动了本地供应链建设与社区自主发展。
（三）协同式嵌入路径：华友钴业与中国乡基会的合作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主要从事新能源锂电材料和钴新材料的研发和制造。2016年年初，某国际非政府组织对全球钴供应链中的人权风险进行了报道，引发了国际社会对钴供应链及华友钴业等企业的广泛关注。2016年，华友钴业开始积极推进钴供应链尽责管理，建立了行业首个供应链尽责管理体系，并设立总裁直管的社会责任办公室。
在刚果（金），华友钴业的子公司缺乏前述两家矿企可以借力的国际经验或国际身份，仅靠自身难以完成所有的《社会责任书项目》。因此，2024年7月，华友钴业委托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前身为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社会责任书项目的子项目之一。该项目计划在卡瓦玛等村落实施涵盖教育、生计、卫生等议题的一系列发展行动，提升当地居民的生活福祉。2024年12月，开工仅5个月后，由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联合当地社会组织承建的多功能厅如期完成，也由此开创了中国矿企与社会组织协同嵌入非洲社区的新路径。
其一，中国矿企面临的合法性压力与中国社会组织“走出去”的雄心及现实挑战共同促成了双方的合作。乡村发展基金会2007年率先提出“国际化”战略，在埃塞俄比亚、乌干达等国开展了发展援助项目，是为数不多的设有海外代表处的中国社会组织。社会组织海外项目能否落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拥有可靠的海外合作伙伴，大多数中国社会组织面临海外落地渠道有限、资源不足的现实挑战。非洲矿业社区的发展诉求为中国矿企海外履责与社会组织“抱团”走出去提供了新契机。
其二，矿企与社会组织的协同式嵌入路径有助于维护社区的多利益相关方关系。在卡瓦玛多功能厅项目建设过程中，乡村发展基金会通过与当地社会组织合作，充分利用东道国法律给予社会组织的优惠政策，不仅如期交付，而且降低了建设成本，节省了大量预算。针对项目建设过程中部分社区村民的挑拨与干扰，当地社会组织通过教会、传统领袖等渠道有效化解，并促成了企业与地方政府更为顺畅的沟通协作。
▍“借力嵌入”与超越合规的展望
目前，地缘政治博弈与资源民族主义正逐渐转化为对跨国矿企的制度约束和压力，过去易被忽视的社区也因此成为矿企与东道国制度环境耦合、构建法律和社会合法性的前沿阵地。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意识到，仅凭自身在基建、技术、资金等方面的优势，难以克服制度和文化距离以及因来源国身份带来的额外压力，中国企业建立与东道国社会的关联仍需要依赖合作伙伴。合作伙伴可以助力中国企业与多利益相关方打交道，除了中国企业擅长的东道国政府，也包括当地社区、非政府组织等。中国矿企在实践中结合国际经验、中国特色与社区情境，逐步形成了以“借力”为特征的社区嵌入路径。
其一，借力国际先行者经验，形成内生化嵌入路径。“当地人才知道当地的脉络”是洛阳钼业ESG代表在调研访谈中频繁提及的。洛阳钼业本土化的社区关系管理路径，得益于对美国自由港公司时期社区政策的延续与传承。其完善的社区沟通与申诉机制，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国际经验的吸收与本地化嵌入。例如，自由港公司曾设有全天候运行的社区信息与申诉热线，全天24小时开放，并承诺在收到投诉后24小时内转交至相关部门处理。内生化策略的关键在于中国矿企是否具有向国际矿企吸纳学习的意愿和能力，企业治理结构中是否设有推动本土化社区关系管理的组织机构与激励机制。
其二，借力合资者身份，形成风险规避式的国际化嵌入路径。在社区层面，采取弱化中国身份、强化合资属性的策略，借助合资方已有的声誉、政府关系网络与社区协调机制，减缓中资身份所引发的外部敏感性，提升项目的社会合法性与接受度。在KK项目中，紫金矿业与艾芬豪矿业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形成了各取所长的合作格局。矿山的设计与规划由两家企业协商共同推进；基础设施等工程建设由中方负责；政府关系、ESG、品牌传播等以艾芬豪主导，艾芬豪在社区发展、员工关怀及宣传传播上投入大量资源，通过讲好企业故事塑造国际形象。合资式策略的挑战在于容易形成对合资方的依赖，限制中国矿企的内生性成长。
其三，借力中国社会组织的社区经验和网络，形成协同式嵌入路径。协同式嵌入的关键在于能否匹配“走出去”的专业化社会组织；企业是否有意愿为国内社会组织提供资金和平台；以及国内社会组织是否能够实现在地嵌入。挑战在于现阶段中国能够“走出去”的社会组织数量有限，制度化支持体系尚不健全。此外，企业与社会组织在角色定位与责任边界上存在潜在张力。社会组织与企业之间在目前阶段存在使命差异，企业嵌入社区更多出于合规义务、风险防范和声誉维护考虑，社会组织则具备更强的发展使命，致力于推动社区福祉的全面提升。例如，在完成多功能厅项目后，乡村发展基金会进一步在卡瓦玛社区小学开展了“微笑儿童”供餐项目，目标是解决学生营养问题、改善学习条件，致力于“零饥饿”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这类项目的设计与实施已超越了企业传统社区项目的范畴，企业担忧当中国社会组织独立开展的项目形成广泛影响之后，社区可能将其视为企业责任的一部分。一旦社会组织撤出或中断，企业是否需要“兜底”成为现实风险。当然，在本案例中，企业最初的顾虑在社会组织项目所取得的实际成效中逐渐缓解。
总体而言，“借力国际先行者经验”策略具有较高的可复制性，有助于将国际经验内生化企业自身实践。“借力合资者国际身份”这一模式仅适用于合资背景下的特定项目。“借力国内社会组织网络”则具有中长期的复制潜力，且有利于企业主导型社区发展模式向多利益相关方参与模式转型。其一，企业主导型社区发展模式可能导致企业承担本应由政府履行的公共职能，使社区对企业产生过度依赖。由于资源国政府治理能力普遍较弱，矿业社区期待企业能够提供基础设施、教育、医疗、就业岗位等诸多公共产品，单个企业显然很难同时满足社区的所有需求，当社区需求得不到满足时，极易导致冲突事件，甚至引发国际社会关注。[8]与社会组织协同式嵌入则有利于化解风险、培养社区自主性。其二，部分矿企在社区关系管理方面缺乏团队或经验，与同时熟悉中国发展路径和出海环境的社会组织合作能够形成互补。其三，国内社会组织在语言、理念、制度背景等方面与中国矿企更匹配，相较与非洲本土NGO或国际NGO沟通障碍更小。
中国企业如何嵌入东道国社会，如何将国际经验、中国特色与本土情境融合，是大出海时代值得思考的重要议题。社会嵌入涉及劳工关系、东道国国家能力、地方政治结构、全球资本流动以及全球矿业治理规范等多个尺度。本文仅选取社区关系作为社会的具体切面，呈现中国企业如何在复杂的社区情境中通过与西方跨国矿企的合作实现吸纳学习赋能、通过与全球南方东道国的合作实现相互学习赋能，通过国内发展实践实现自我学习赋能，三者呈现了新发展主义在企业层面的内生能动性，[9]并且回应了关于中国企业能否实现“负责任矿业投资”的学术与政策关切，为其他中国矿企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本土案例。
2025年12月，中国商务部印发《企业境外履行社会责任工作指引》，“社区”一词共出现7次，彰显了社区在企业与东道国社会互动中的核心地位。“借力嵌入”仅仅是实现企业合规经营，建立与东道国社会关联的第一步。西方跨国企业的经验有可借鉴之处，但中国特色的“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等理念亦有为东道国发展提供长期解决方案的潜力。
长远看来，在发展援助式微的国际背景下，中国企业应超越西方式合规路径背后隐藏的“发展工具论”思维，努力践行新发展主义，成为真正的发展伙伴，以回应资源国普遍希望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机遇、建立本土产业链的诉求，惠及当地普通民众。发展导向的社区嵌入不仅是企业进行风险管理、声誉维护的工具，也应成为企业的内在价值观。
编辑|王尧池标题|MSD
注释（向上滑动查看）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课题23BGJ059的阶段性成果，并获得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开放课题2025ktz002和财新ESG30青年学者计划资助。
[1]Pankaj Ghemawat,“Distance Still Matters:The Hard Reality of Global Expansion,”Harvard Business Review,Vol.79,No.8,2001,pp.137~147,162.
[2]Ching Kwan Lee,The Specter of Global China:Politics,Labor,and Foreign Investment in Africa,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8.
[3]Ashley Irwin and Kevin P.Gallagher,“Chinese Mining in Latin America: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Development,Vol.22,No.2,2013,pp.207～234;Magnus Ericsson et al.,“Chinese Control Over African and Global Mining—Past,Present and Future,”Mineral Economics,Vol.33,No.1～2,2020,pp.153～181.
[4]Liu Bingyu,“China’s State-Centric Approach to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verseas:A Case Study in Africa,”Trans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Vol.10,No.1,2021,pp.57～84.
[5]于瑞、张伟波、张福良等：《非洲国家矿业法演进趋势、影响与合作建议》，载《中国国土资源经济》2024年第7期。
[6]Jedrzej George Frynas,“The False Developmental Promise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Evidence from Multinational Oil Companies,”International Affairs,Vol.81,No.3,2005,pp.581～598.
[7]罗国平：《中国矿业大规模掘金非洲腹地，商业得失全透视》，载《财新周刊》2024年第45期。
[8]Theresa Garvin et al.,“Community–Company Relations in Gold Mining in Ghana,”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Vol.90,Issue 1,2009,pp.571～586.
[9]李小云、唐丽霞、徐秀丽：《新发展主义与全球南方崛起的耦合——一个基于历史和社会结构与能动性理论框架的分析》，载《国际经济评论》2025年第3期。
本文原载于《文化纵横》2026年8月刊，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