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攻刑法的律师César-Lage在接受《马卡报》采访时表示，欧足联是内格雷拉案中被外界低估的真正威胁。他分析了案件中的关键法律问题，并谈到皇马的诉讼策略、巴萨享有的无罪推定以及欧足联可能采取的行动。
欧足联收到皇马提交的内格雷拉案相关资料后，这起被弗洛伦蒂诺-佩雷斯称为“体育史上最严重的腐败案”的事件再次成为焦点。随后，皇马球迷广泛转发了Lage的一组帖文，他在其中以“抽象危险”和“主观要件”等概念，阐述了可能支持对巴萨作出有罪判决的法律依据。Lage一直密切关注内格雷拉案，已在西班牙奥伦塞执业近20年。此次，他为马卡报分析了这起过去10年最受媒体关注的体育案件之一。他未来的博士论文也将研究构成本案核心的罪名，即《刑法》第286 bis条第4款规定的体育领域私人主体间的腐败罪。
您在发文中将“抽象危险”视为解释内格雷拉案的关键之一。能进一步解释这个概念吗？
这是很多人没有理解的关键。《刑法》中的体育腐败罪惩罚的不是结果，而是协议。说得直白一点，不需要证明某场比赛遭到操纵，只需要证明存在一项旨在获得有利待遇的约定。这与我们处理酒后驾驶时采用的逻辑相同：即使没有发生事故，这种行为也可以构成犯罪。因此，反复强调‘没有任何一场比赛被操纵’，只是修辞层面的论点，并不是法律层面的论据。法律并不要求出现这样的结果。
这里还有一个重要事实：我们讨论的并不是一个只存在于理论中的罪名。2023年1月，西班牙最高法院已经在奥萨苏纳案中适用了这一罪名，那是西班牙首例最终生效的体育腐败罪有罪判决。最高法院也明确指出，即使这些做法在足球圈受到容忍，它们仍然构成犯罪。这一司法解释立场已经确立。
您还谈到了“主观要件”：在持续向裁判机构支付数百万欧元、却声称是为了寻求“中立”的情况下，这种说法站不住脚。您如何论证这一点？
因为‘中立’这个词包含着一个法律陷阱，而使用它的人恰恰是在给自己设下这个陷阱。我们把问题说清楚。《刑法》第286 bis条第4款规定的罪名，保护的是我们所说的体育竞赛公正性。直白地说，就是所有俱乐部在裁判体系面前，都应当在平等条件下参加比赛。裁判的中立性不是一家俱乐部可以购买的服务，而是裁判体系对所有球队都应当平等履行的义务。如果一家俱乐部付钱来‘确保’这种中立性，那它隐含表达的意思就是：如果不付这笔钱，它就无法像其他球队一样获得中立对待。而这恰恰就是这一罪名的核心所在。
从诉讼角度看，主观要件，也就是寻求有利待遇的目的，属于行为人的内心活动，并不是通过一段录音或者一份供述来证明的，而是通过我们所说的间接证据来认定。西班牙宪法法院自上世纪80年代起，已经在多份判决中确立了相关标准：必须存在多项经过证实的间接证据，这些证据必须指向同一结论，并且能够排除其他合理解释。这既不是证明上的捷径，也不是对被告作出不利推定，而是一种受到认可、具备完整程序保障的证明方法。
还有一个重要事实：在奥萨苏纳案的STS 1014/2022号判决中，最高法院已经明确认可，在这一具体罪名中，可以通过间接证据推认主观要件。这不是抽象的证明技巧，而是最高法院已经将相关标准适用于《刑法》第286 bis条第4款的判例，是西班牙本国近期形成的司法实践。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专业问题：根据主流学说，这一犯罪属于我们刚才提到的抽象危险犯。这意味着，不需要证明比赛已经被操纵，而是要证明协议本身就是以此为目的。法律并不要求实际结果已经发生。
如果没有超过追责时效，巴萨可能面临什么后果？
必须区分两个层面，因为人们经常将它们混为一谈，但它们并不相同。在体育行政处罚层面，无论此前还是现行的《体育法》，规定的追责时效都非常短，只有三年。如果没有超过时效，西班牙高级体育委员会本可以针对每项违规行为处以最高40万欧元的罚款、禁止管理人员任职数年，以及取消补助。西班牙足协也本可以提出在西甲扣分的处罚，就像尤文图斯在转会收益案中受到的处理一样。这些问题本可以在几年前就得到解决，而不必等待刑事程序。巴萨受益于一套时效非常短、并非为这类情况设计的制度。从法律技术层面看，这是合法的，但值得质疑。
在刑事层面，拉波尔塔2003年至2010年任期内的相关部分，已经因超过追诉时效而被撤销。因此，他以证人身份作证，而不是以被调查人的身份接受讯问。如果没有超过时效，他就会成为被指控人，整个程序也会覆盖完整的17年。此外，还有第三条路径，它不存在同样的时效限制，那就是欧足联。真正被人们低估的威胁就在这里。
在收到皇马提交的报告后，您认为欧足联会对这起案件采取什么态度？
欧足联一直处于观察状态，这是一种比较体面的处理方式：既不采取行动，也不关闭案件。皇马、西甲联盟和西班牙足协提交的报告，会迫使欧足联重新考虑这种谨慎态度。如果法院作出启动庭审的裁定——在我看来，这几乎是确定的——欧足联就会获得启动自身程序所需要的背景条件。有一点需要明确：欧足联不会等待西班牙最高法院，它有自己的比赛要踢。在西班牙作出最终生效的刑事判决之前，欧洲层面的纪律处罚决定可能就已经提前数年出台了。
根据欧足联的相关判例，这类行为可能受到哪些处罚？
欧足联可以采取的处罚种类很多：没有金额上限的罚款、扣分、禁止参加欧洲赛事、禁止注册球员，甚至在特殊情况下剥夺冠军头衔。此前的案例可以说明处罚尺度。1993年，马赛被禁止参加欧洲超级杯、洲际杯和欧冠。费内巴切被禁止参加欧战两年，贝西克塔斯是一年，哈尔科夫冶金则在2013年被排除在欧冠之外。如果内格雷拉案走到这一步，涉案金额和持续17年的时间跨度，都将成为加重处罚的因素。
我们也有一个最近的西班牙案例。最高法院就奥萨苏纳涉及体育腐败作出判决后，欧足联采取临时措施，将该俱乐部排除在2023-24赛季欧协联之外。国际体育仲裁法庭随后撤销了这一禁令，奥萨苏纳得以参赛。但关键在于，欧足联立即、独立地启动了自身的处理机制。
您认为这起案件可以与当年涉及兰斯-阿姆斯特朗或尤文图斯的案件相比较吗？他们甚至曾被剥夺冠军头衔。
虽然这样的比较很容易让人产生兴趣，但这些案件在结构上并不相同。阿姆斯特朗失去了他的环法冠军，是因为存在客观的检测证据：生物样本、EPO痕迹以及队友的证词。这些是直接证据。在电话门事件中，尤文图斯受到处罚，是因为存在其体育总监与裁判负责人之间的直接通话录音，能够证明操纵比赛的行为。这同样是直接证据。
内格雷拉案的证据构成不同，更多是建立在间接证据之上。如果问我真正具有可比性的先例，那不是阿姆斯特朗案，也不是尤文图斯案，而是奥萨苏纳案。最高法院2023年1月的判决，是西班牙首例体育腐败罪有罪判决。在那起案件中，最高法院将这一罪名适用于奥萨苏纳的前管理人员，他们向其他球队的球员支付款项，以改变比赛结果。法院也确立了相关立场：即使这些做法在足球圈受到容忍，它们仍然构成犯罪。这才是西班牙法律层面应当参考的先例。相关司法解释框架已经确立。
您认为，皇马将内格雷拉案推进到目前这一步，可能采取了怎样的策略？
皇马正在同时从多个层面推进这起案件。我认为，分别理解这些层面很重要，因为每一个层面都有自己的逻辑。
第一个层面是刑事诉讼。通过以私人控方身份参与诉讼，俱乐部获得了非常有利的诉讼地位：可以完整查阅案卷、申请调查取证、参与讯问。最重要的是，可以对任何试图撤销案件的决定提出上诉。用体育语言来说，皇马已经确保这场比赛不会踢到一半就被叫停。即便检方或者其他控方有所动摇，只要皇马继续维持指控，诉讼程序就仍然能够继续。
第二个层面是国际体育纪律程序。提交给欧足联和国际足联的报告，会启动这些组织自身的纪律处理机制，而这些机制独立于西班牙的刑事诉讼程序运行。这一点非常关键，却被人们低估了：欧足联有自己的时间表和判断标准，并不需要等待西班牙最高法院。皇马知道，这条路径可能比刑事诉讼提前数年产生结果。
第三个层面是媒体与机构层面。让案件持续受到公众关注，是一种典型策略，目的是避免案件被悄然撤销，或者最终仅以较轻的处理结果收场。这在法律上并不起决定性作用，但会给所有相关机构施加压力。
在这类案件中，任何控方追求的整体目标都有两个：至少在其中一个层面促成实质性处罚，同时确立先例，让类似案件在未来不能再被淡化处理。由于这三个层面彼此独立，即便其中一条路径没有成功，其他路径仍然可以继续。
背后显然存在竞技竞争的因素，我不会回避这一点。但这在法律上并不重要。法律并不要求私人控方具有利他动机，只要求其拥有直接利害关系，并遵守诉讼规则。皇马符合这些条件。从专业角度看，这是一套在诉讼程序上构建得很完善的策略。
您认为，巴萨的辩护策略可能从哪些方向展开？
恕我直言，这个问题不应当由我来回答。我之所以不应当回答，是出于一个我想强调的理由：巴塞罗那与刑事诉讼中的任何个人或机构一样，都受到无罪推定原则的保护。在最终生效的有罪判决作出之前，俱乐部在法律上就是无罪的。作为法律专业人士，我的职责是提醒大家这一点，而不是提前认定谁有罪。
此外，还有‘疑点利益归于被告’原则，它要求将任何合理怀疑作有利于被告的处理。这是两项至关重要的宪法原则。我认为，在这里强调它们不可或缺，恰恰因为媒体上的喧嚣可能让公众忘记这些原则。
话虽如此，在企业腐败案件中，辩护通常会从三个层面展开：相关行为是否符合该罪名的犯罪构成、法律在时间上的适用，以及在完整程序保障下对证据进行评价。这些都是常见的辩护方向。除此之外，俱乐部的辩护由顶级律师事务所负责，我如果去猜测他们的具体策略，就不符合专业要求了。
您认为，西班牙足球界其他俱乐部和机构保持沉默，是出于什么原因？
我希望谨慎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作为法律专业人士，我认为不宜揣测与诉讼无关的第三方抱有什么意图。猜测他人的动机，会进入一个很难把握的领域。我能指出的是，在刑事司法调查仍在进行期间，机构负有审慎表态的义务。对正在进行的案件实质问题发表意见，可能与尊重司法工作的要求发生冲突，并让自身承担相应责任。这是企业和机构层面常见的自我约束，并非这起案件独有的情况。那些严肃、获得充分法律建议的组织，会出于谨慎遵循这一原则。对于一项自己并非当事人、但可能间接受到其结果影响的诉讼，公开发表评论，是任何律师都会劝阻的决定。我在这里的职责是分析法律，而不是分析其他人的对外沟通决策。
您认为，巴萨最终会被判有罪吗？如果会，可能受到什么处罚？
我不喜欢对尚未结束的案件作出预测，应当由法院作出判断。我能说的是，案卷中的证据，已经构成继续开展司法调查，以及将俱乐部作为法人正式列为被指控对象的依据。这在西班牙足球界并不常见。
如果最终作出有罪判决，在刑事层面，通常可能包括高额罚金、取消获得补助和公共援助的资格、没收有据可查的相关款项，以及公布判决。在欧足联的体育纪律层面，则可能包括禁止参加欧洲赛事。但这些都只是理论上的情形。
最后，谈一点更个人的话题：您是皇马球迷，也热爱足球。您如何兼顾球迷身份与这类案件所要求的专业分析？另外，恕我好奇，在您这些年看过的所有巴萨球队中，您最喜欢哪一支球队的踢法？
我很高兴有人问我这个问题，因为有必要把这一点说清楚。是的，从记事起，我就是皇马球迷。但我的球迷身份和法律专业人士身份，属于不同的层面。作为律师，我关心的是适用的法律，而不是竞技结果。下一场国家德比谁赢，我在专业工作中完全不在乎；我关注的是法律应当如何解释。
至于我最喜欢哪一支巴萨，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告诉你：克鲁伊夫的梦一队。那是西班牙足球历史上最美好的事物之一。那支球队改变了我们国家理解这项运动的方式。他们的足球带来纯粹的快乐：连续不断的传递、高位逼抢、科曼从后场发起进攻、劳德鲁普与生俱来的优雅、斯托伊奇科夫从边路撕开防线、巴克罗出现在他应该出现的位置，以及罗马里奥凭一次扣球就能解决战斗的能力。当时我是皇马球迷，现在也是，但承认对手的伟大，是一个坦诚的球迷应有的态度。瓜迪奥拉的那支球队也非常出色，我不会否认，但梦一队有一种特别的东西。正是那支球队建立起了这一足球流派。
也正是出于对俱乐部这段历史，以及巴萨对西班牙足球所作贡献的尊重，我认为，有必要以严谨的法律态度分析内格雷拉案，不掺杂情绪，也不把它当成一场象征性的清算。巴塞罗那是一家超越任何具体诉讼的俱乐部。受到指控的行为，涉及的是特定时期的特定人员，而不是作为历史象征的俱乐部，也不是它的球迷或球员。一位严肃的法律专业人士，必须始终保留这种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