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德国媒体《南德意志报》旗下的一档播客节目，在欧洲舆论界引发了不小的议论。主持这档播客的是，是两位常驻北京的《南德意志报》记者莉娅·萨海和格雷戈尔·朔伊。在节目中，他们从电动汽车聊到具身智能、从大语言模型聊到超级工厂，为德国听众纤细梳理了一番中国近些年来在各个科技领域所取得的重大进展。

10年前，“中国制造”在西方舆论中还常常和廉价、山寨还有代工这些负面词汇绑定在一起。而如今，中国已经在多个前沿科技领域跻身全球第一梯队。不过，当陷入停滞与焦虑的欧洲人试图破解中国飞跃的底层密码时，最终得出的结论却是：欧洲能从中国获得的最大启示，恰恰是中国迈向成功的崛起路径，是西方在客观上根本无法复制的。

萨海和朔伊在节目中提到，即便仅从日常生活的一些细节来看，中国数字技术的普及程度也早已超出了绝大多数西方人的想象。从餐厅扫码点餐到掌纹识别支付，再到大城市公园里由无人机精准配送的快餐外卖，所有这些在欧洲需要经过漫长的数据隐私辩论、甚至可能还要拍三部专题纪录片来讨论的“新鲜事物”，在中国则早已脱离了炒作噱头的范畴，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成为了大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更令欧洲科技界感到震撼的，是中国在前沿科技领域的“斯普特尼克时刻”。过去几年，美国的科技巨头一直坚信自己垄断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并认准了最先进的AI大模型必须消耗几十亿美元才能搞出来。然而，深度求索团队横空出世的DeepSeek大模型，却以极低的研发成本实现了媲美美国顶级AI的能力，打破了美国同行的技术傲慢，并且还引发了美股科技板块的大震荡。

中国的技术成果并不是偶然取得的，而是源于一场长达数十年的、极具前瞻性的国家级战略规划。早在2015年，当德国汽车产业还躺在传统燃油车的舒适区里睡大觉、对电动汽车不屑一顾的时候，中国就已经意识到，要想在燃油车领域和西方硬碰硬，追赶人家上百年的技术积淀，这几乎是没有胜算的。中国汽车想要后来居上，就必须采取弯道超车的策略，将战略重心押注在新能源和智能化上。

如今看来，中国当初的这一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在电动汽车和动力电池领域，比亚迪和宁德时代已经成长为全球新能源业界的领头羊。而在清洁能源方面，中国企业也占据了全球光伏组件80%至90%的市场份额。早在2016年，德国智库“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就曾撰文提醒欧洲的政商两界，务必趁早认清中国产业升级路线图的竞争性。但傲慢的欧洲精英在当时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直到10年之后，预测变成现实，欧洲人这才追悔莫及，可惜为时晚矣。

除了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之外，中国社会内部独特的“技术乐观主义”，也是推动这些新兴技术快速落地的关键因素。《南德意志报》认为，中国和欧洲的一大不同之处，就是中国本质上是一个典型的“跨越式发展”国家。由于此前许多底层基础设施欠缺，绝大多数中国民众索性就跳过了固定电话、传真机和信用卡时代，一口气跨入了智能手机、移动支付和AI时代。

这样的历史背景赋予了中国社会对技术变革相当高的热情。在中国，全社会都存在着一种强烈的进步主义精神共识。人们普遍相信技术的发展会让明天变得更好，这种对变化的拥抱和务实态度，在保守主义情绪弥漫已久的欧洲是十分罕见的。如果换作是在德国，任何关于新能源转型或是禁售燃油车的讨论，往往一提出来就会陷入僵局，因为德国人觉得政府这么做就是在试图干预他们的自由选择。

既然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令人瞩目，那欧洲为什么无法照搬这套经验呢？因为中国的科技繁荣是建立在天量资本的持续倾注之上的。长期以来，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出让等机制积聚了海量流动资金，并将其源源不断地投入芯片、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前沿产业。这种数以千亿计的战略性投资，对于财政预算紧缩、动辄陷入债务争议的欧洲国家而言，从财力上就完全无法负担。

而且，中国具备制定并执行30年甚至是50年超长战略规划的能力，政策能够长期保持极高的连续性。而在欧洲的议会民主制下，政客和政府的思维周期被严格限制在4年一届的选举循环中，政策随政党轮替频繁摇摆，根本无法推行跨世代的产业再造工程。

另外，哪怕自动化的超级工厂再先进，其背后依然需要数以百万计的高素质工程师、技术人员和一线工人进行极其艰苦的研发与生产。这种高强度的劳动节奏支撑起了中国速度。而在注重高福利、严格限制工时的欧洲社会，这种劳动力投入强度在社会层面是不可想象的。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是，中国对待新技术的态度普遍比较宽容，可以允许成百上千家企业先去试水，然后在市场的大浪淘沙中逐出真正的胜利者。而欧洲的情况则恰恰相反，欧洲社会很早就建立了一套极其繁复的行政审批和风险规避机制，这种过度的谨慎固然为欧洲社会带来了秩序上的稳健，但同时却也扼杀了欧洲在未知领域和新兴赛道上快速迭代、后来居上的可能性。

因此，无论在体制、资源还是人口结构上，欧洲都是不可能、也不适合一比一照搬中国的发展模式的。比起抄中国的作业，欧洲人如今真正需要反思的，其实是自身日渐僵化的心态。欧洲或许复制不了中国的成功，但至少可以找回一点过去那种工程师精神。所有的落后者都需要一点面对未知的乐观和勇气，这股劲头不能丢。否则再过10年，欧洲人恐怕连后悔的资格都没有了。

文 | 刘鑫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